富金壁：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句续论

前  言

笔者曾于《中国语文》（2000.3）发表《读史札记两则·关于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句》。不料数年之后，泉州师院友人驰电惊告，谓其参加一语言学术会议，闻江苏师大杨亦鸣先生于会上直斥鄙文为“垃圾文章”。

富金壁《读史札记两则》

惶惑之余，笔者赶紧搜罗信息，方知杨先生已有相关文字：《关于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及其它》（《语言研究》1988.2），而笔者孤陋寡闻，未尝寓目；又与其主张相左，遂冒犯虎威。故杨先生严厉批评之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然细究其文，却觉所论鲜有可取而萧稂实多，于是脑中自然浮现杨先生抛给鄙文之四字评语（鄙人头脑中原无此概念，故颇有新鲜感），而以为此评语于其文，正如“请君入瓮”，而实至名归。而因其批评言论未见诸公开文字，故答辩无由。未几，即见其正式批评文章《再谈〈左传〉贰于×》（《中国语文》2005.4）。

不知是出于宽宏大度，还是顾及《中国语文》编辑先生之面皮，《再谈》一文于鄙文未冠以“垃圾”字样。然其欣然自喜、创为新理论之意气，溢于纸面，而文字、观点比其《关于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及其它》（《语言研究》1988.2），实无大进步，而多有可商。

笔者遂写答辩文章，投于《中国语文》，期于同一阵地，校其是非。不料如石沉大海，音耗全无。

想来或许《中国语文》编辑先生以为鄙文水平不够；或许以为若刊登鄙文，争端一开，难以收场；不如一来一往，尚为公平：抑而寝之，亦息事宁人之一策也。不知论亦犹积薪，后来居上，半途而废，则易以非为是、误黑为白；有批评而无反批评，可能压抑正确意见而助长谬说。此非关个人意气而事涉学术，于是笔者决意刊发此文。

几经周折，笔者之答辩文章《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句续论》终于得在《北方论丛》2008年第3 期刊出。但《北方论丛》之威望与影响力，毕竟与《中国语文》不可同日而语，笔者之答辩又姗姗来迟，恐读者十之九未及见，而以杨文为有理，以富某为知难而退。

杨亦鸣《再谈〈左传〉贰于×》

从杨先生那一边看来，亦恐对鄙人之答辩文章未暇寓目，而误以为彼于《中国语文》之役一战而胜，早已奏凯收兵矣。则不知己过，于杨先生亦有不利焉。

今笔者借将此答辩文章《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句续论》收入论文集之机会，旧事重提，实欲关注此问题者审察事理，明辨是非，而非敢复修夙怨也。（摘自笔者论文集《训诂续笔》序，此集尚未出版）

拙文《读史札记两则·关于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句》（《中国语文》2000.3），是笔者翻阅《中国语文》（1984.5）时，偶见秦礼军先生文《〈左传〉贰于×解》，见其将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“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”之“贰”讲成“助”，觉有未当，便利用笔者参编的《十三经新索引》，将《左传》中的“贰于×”句全部找出，略加分析而写成。

《十三经新索引》

其时并未注意秦文前后诸家关于“贰于×”的文章。这当然不利于对论题的深入、全面研究，也易引起误解。这是值得笔者反省并引为鉴戒的。

今既拜读了杨亦鸣先生文《再谈〈左传〉贰于×》（《中国语文》2005.4）及诸家讨论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之文，感到对此问题，非可轻易定论，而大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。

一、宋玉珂、杨伯峻、何乐士、黄金贵四先生文

宋文《“贰”字解》（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1983.6），是最早把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句分为语意不同的两类而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章。

他指出，“‘贰于某’这一句式，既可解作归服于某，也可解作背叛于某”；“‘二心于某’可有相反的两种含义：(一)心变向某，即归服，归向某；(二)对某变了心，即背叛、背离某。这两种意义是互相对立统一的”。

宋文通过“贰”在《左传》中与“叛”互用、与“服”对文、与“携” 连用，以证“贰”有“背叛、背离”义之论，尤其精彩：

楚君讨郑，怒其贰而哀其卑。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(宣公十二年)

柔服而伐贰，德之次也。（成公九年）

宋文又引《国语·晋语九》“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，鼓人或请以城叛，穆子不受”与下文“是我以鼓教吾边鄙贰也”对比；又引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中行穆子说，应教民“有死命而无二心”，以与《国语》“教吾边鄙贰也”与“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”（隐公元年）相印证，谓“贰也”是背叛义，“贰于己”是归服义，是—事之两面。皆极精当。

《国语集解》

宋文把上述词义现象视为“反训”，依鄙见，并无不可。因为这确属—事之两面，为词义合理引申之结果。

但他说“贰”，“其本义是‘二心’，再引申为归服，为背叛”，则似乎既误解了“贰”的本义，又颠倒了词义引申顺序。

“贰”当由本义“副”引申为“匹敌，比并”，再引申为“有二心，背叛”，再引申为“背叛而归服于×”。

杨伯峻先生《句型同而意义异例证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85.1）分析了《左传》中“贰于×”和“归于×”两种句型，其对比研究更具启发性而相得益彰。他认为“贰于×”有两种具体含义：一是“分心于×”，一是“对×怀有二心”，但“贰”总的意思都是“有二心”；这种字同、句型同而含义有别的句子，其具体含义可以从上下文的情况来推定，不必对其中的某一词语加以不同的解释。

《杨伯峻治学论稿》

其看法之可商者，一、既然“‘贰’总的意思都是‘有二心’”，为什么“贰于×”又“有两种具体含义”呢？

二、“贰”并不等于“分心”：“分心”义为“注意力分散，不集中”，《隐三年》“王贰于虢”、《僖二十三年》“楚成得臣帅师伐陈，讨其贰于宋也”等句并不能理解为“分心于×”。

三、在不同上下文中，同一结构形式中同一个词或用本义、或用引申义，或用近引申义、或用远引申义，这是正常的，“贰于×”句亦如此。“贰”或为有二心，或为离，或为叛，古人自然一听便晓，心领神会；今人亦可考究而明白——正不必归咎于“古人行文不如今人逻辑谨严”云云。

何乐士先生文《从“贰于 X”谈于的双向性》（《字词天地》1985.7。后改名为《〈左传〉的“贰于X”句式》，收入论文集《〈左传〉虚词研究》）认为，“贰”作“二心”解，“贰于X”可以有两种解释，—是“(有)二心向X”(或“叛向X”)，一是“对X怀有二心”(或“叛离X”)。这是因为介词“于”可以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表示互相对立的方向。

但何先生在批评将“贰于楚”中的“贰”解为“助”的意见时，认为“‘贰X’和‘贰于X’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是有区别的”，则未考虑到作“叛，离”解的“贰”也能构成“贰X”句式，与“贰于×”A类句意同（见下文）。

黄金贵先生《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解诂》（《语言研究》1986.1）批评了“两属、有二心、反训、伪装、助义”五种说法，谓“贰于×”除《成公九年》“为归汶阳之田故，诸侯贰于晋”为“对晋国背叛之意”外，皆“亲从、亲向于某”之意。     

除对“反训、有二心”两说批评略为苛刻之外，黄先生的意见还是公允的。窃以为“贰于×”有意义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，是词义合理引申的结果，谓为“反训”，未始不可；而以“有二心”或“二心”释贰，非始于清人洪亮吉《左传诂》，乃是《左传》及杜注、《国语》及其它典籍所反映的事实。

清光绪壬辰年宝善堂刻红印本《春秋左传》

至于“贰于×”之贰，一例“诸侯贰于晋”，释为“有二心”，亦未始不可。“有二心”即有背离、背逆之心；背逆之心见于言行，即可说是背叛。“贰于×”之它例，黄先生释为“亲从、亲向于某”，也即“叛离某方而亲从、归依于另一方”。否则，如何解释“贰”的“亲从、亲向”义的来源呢？

黄文还注意到，《左传》有“叛于×”两例，其句型、语意与“贰于×”(B类句)完全一样：《昭二十二》：“（鼓）又叛于鲜虞。”笔者按，杜注：“叛晋属鲜虞”。《哀十五》：“成叛于齐”。笔者按，下文为：“武伯伐成，不克，遂城输。” 杜注：“以偪成。”

笔者以为，此“叛”强调“叛离而归顺”，其叛归之目标、对象，借助介词“于”表示，正可证“贰于×”另有一种“携贰而依附（他人），叛离而归依（另一方）”的意义。“贰于×”B类句中“贰”不过是“贰于×”A类句中“贰”的一个语义变体而已。

《春秋左传词典》

黄先生文最有可商者，在于他释“贰于己”为“贰(庄公)为自己”，释“贰于楚”为郑“贰(晋)为楚”。且释“于”为“为”，到底是表原因的“因为”，还是表目的的“为了”呢？其实，既然“贰”与“叛”同义，叛必有所归，“叛于×”即借助表动作对象之介词“于”引出所叛归之对象，“贰于×”B类句不过亦如此，不必求之过深。

综上，诸先生看法可谓大同而小异。大同者，皆以为“贰于×”句有两种相成相反之语义：一为对某有二心或叛离某（笔者谓之A类句），一是(有二心而)叛向、归依于某（笔者谓之B类句）。这种观点可以说明古代典籍中“贰于×”句，也符合历代多数训诂家的看法。

二、杨亦鸣先生文

杨先生文《关于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及其它》（《语言研究》1988.2）、《再谈〈左传〉贰于×》，有当肯定者二：

（一）其个别看法可取。如读《昭公十三年》例为“晋政多门，贰，偷之不瑕，何瑕讨”，而没有按传统读法断为“贰偷之不暇”。

（二）发现了《资治通鉴·梁纪·武帝中大通五年》、《隋纪·恭帝义宁元年》“贰于×”各一例：

舍人元士弼又言欢受诏不敬。帝由是不悦……帝既贰于欢，冀干为己用。

渊恐宋老生不出，李建成、李世民曰：“……脱其固守，则诬以贰于我。彼恐为左右所奏，安敢不出？”

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胡注《资治通鉴》

前者为A类句，后者为B类句。笔者注意到，《北齐书·神武帝纪上》、《高干列传》亦有与《资治通鉴·梁纪·武帝中大通五年》事相关之文字：

武帝将贰于高祖，望干以为用。（A类句）

舍人元士弼又言神武受敕大不敬，故魏帝心贰于贺跋岳。（B类句）

笔者粗计，历代典籍中，“贰于×”句不啻数百，而以A类句为多。兹各举一例（前A类句，后B类句）：

《晋书·宣帝纪》：“兖州刺史令狐愚、太尉王凌贰于帝，谋立楚王彪。”

《周书·杨荐列传》：“文帝遣仆射赵善使蠕蠕，更请婚。善至夏州，闻蠕蠕贰于东魏，欲执使者。善惧，乃还。”

《晋书》

但杨文的语料分析多有可疑，其论证推理乃至其基本结论亦多有可商。

首先，杨先生虽对《左传》“贰”字用例做了“穷尽式”分析，以作为《再谈〈左传〉贰于×》等文的立论依据，但其词性、词义分析甚多疏误（杨文谓《左传》中有102个“贰”字。

据拙编《十三经新索引》，实有103个，杨文所计夺《襄公四年》“否则携贰”句。又，杨文列《襄二十九年》“远而携贰”例，原文为“远而不携”，故杜预注：“携，贰”。而杨文衍出之此“贰”字，他又未列入统计数）。今略举数端。

杨先生说“贰”的本义是“助、佐”，引《说文》六下“贰，副益也”为证。此系误解。

段玉裁校文为：“当云副也，益也。形声包会意。《周礼》注，副，贰也。”“贰”的本义为“居次要地位的，副”（即“副职”、“副本”之“副”）。

如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：“乃施法于官府，而建其正，立其贰。”贰即副手，副职。郑玄注：“正谓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也，贰谓小宰、小司徒、小宗伯、小司马、小司寇、小司空也。”

《国语·鲁语下》：“大夫有贰车，备承事也。”韦昭注：“贰，副也。”“助、佐”则是“副”义的引申义。

很难理解，杨先生如何据《说文》“贰，副益也”，就断定“‘贰’的本义是‘助、佐’”。而对“贰”的词义系统的误解，有可能不利于其正确认识“贰于×”句。

《春秋左传注》

杨先生在《关于〈左传〉“贰于×”及其它》中把《左传》中“贰”的用法分成四项：一、专名，二、辅佐、协助，三、同“二”，四、不专一。这分法是否合适，姑不论。但他既不知“贰”的本义为“副”，则此义在《左传》中之用例，他皆误释为它义。

例如，杨先生所谓《左传》中“贰”的“专名”6例，除“楚屈瑕将盟贰、轸”句(桓十一)中“贰”为国名外，“贰宗、贰车、贰广”等5例中之“贰”皆为本义——“副”。今详析之。

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：“大夫有贰宗。”杜预注：“适子为小宗，次子为贰宗，以相辅贰。”杜预是以“辅贰”说明“贰宗”对“小宗”的作用，不是在释“贰宗”之“贰”。

《襄公十四年》“大夫有贰宗”杜预注：“贰宗，宗子之副贰者。”这才是以本义“副贰”释“贰宗”之“贰”。

“贰车、贰广”皆是诸侯副车，“贰”为“副”义自不待言。附带言之，讨论“贰”的义项，不宜把由词素“贰”组成的复合词“贰宗、贰车、贰广”用例作为“贰”的“专名”用例。

清永怀堂刻本《春秋左传》

又如，在“辅佐，协助”义下，杨先生列《哀公七年》“且鲁赋八百乘，君之贰也”句，并注：“杜注：‘贰，敌也。’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‘贰即陪贰，副贰之贰。吴军力大于八百乘，故鲁地仅足以为吴之佐助，为佐助者未必忠。’今暂从杨说。”

依鄙见，杜预注“贰，敌也”是，即“匹敌、对手”，为从“贰”的本义“居次要地位的，副”生发出的引申义。时鲁以霸主之吴地处遥远，背盟伐邾；邾臣茅夷鸿赴吴求救，说吴以利害：

鲁弱晋而远吴，凭恃其众，而背君之盟，辟君之执事，以陵我小国。邾非敢自爱也，惧君威之不立。君威之不立，小国之忧也。若夏盟于鄫衍，秋而背之，成求而不违，四方诸侯，其何以事君？且鲁赋八百乘，君之贰也；邾赋六百乘，君之私也。以私奉贰，唯君图之！

极尽挑拨之能事，最后说：“况且鲁国有兵车八百乘，它可是您的对手；邾国有兵车六百乘，它却是您的私属。（坐视鲁灭邾而不救，）把私属送给对手，希望您好好考虑！”这才打动了吴君，决定伐鲁救邾。

《汉语大字典·贝部》“贰”条“匹敌，比并”义项，正用此例句。杨先生误以“君之贰也”之“贰”为“辅佐，协助”义，是沿杨伯峻先生说，姑不论；而将与此“贰”同义的“以私奉贰”句列于“不专一”义项下，则说不过去了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

又如，杨先生所列“同‘二’”义项之例句为：

[基数用法] 未有贰心(宣十二)／诸侯皆有贰志(又十七)／无有贰心(成八)／绛无贰志(襄三)／敢有贰心乎(又二十六)／皆有贰心(昭十三)     [序数用法] 其卜贰／(僖十五)／子身之贰也(文十六)／今吾子无贰(昭三十)

依鄙见，凡杨文所谓“基数用法”的“贰”，皆为“不忠诚，背叛”义；凡杨文所谓“序数用法”的“贰”，皆为其本义“副”。前者似不待言，后者三例，详引原文如次：

晋侯使郄乞告瑕吕饴甥，且召之。子金教之曰：“朝国人而以君命赏，且告之曰：‘孤虽归，辱社稷矣。其卜贰圉也。’”（僖公十五年）

初，司城荡卒。公孙寿辞司城，请使意诸为之。既而告人曰：“君无道，吾官近，惧及焉。弃官则族无所庇。子，身之贰也。姑纾死焉。”（文公十六年）

夏六月，晋顷公卒，秋八月葬。郑游吉吊，且送葬。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：“悼公之丧，子西吊，子蟜送葬。今吾子无贰，何故？（昭公三十年）

《春秋左传旧注疏证》

第一例，“贰”即贰君，谓太子。太子为国君之储贰，又称储副：“贰圉”即太子圉。

第二例，杜预注：“意诸，寿之子。”公孙寿为免祸，使子代己为司城，有祸则子可代己当之，因子为己之副贰。可灵活译为“化身、替身”（沈玉成译为“代表”， 杨伯峻注为“儿子是本人之副贰”）。

第三例，《左传杜林合注》谓：“贰，副也。吾子谓子大叔。吊丧，其使无有副贰。”“贰”显然为“副手、副职”。

词义分析为训诂类文章立论之基础。未能准确分析《左传》“贰”的词义，当然也会影响杨先生对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语义之正确理解。

其次，杨先生之论证略嫌武断。如他一再强调，他“证明了‘贰于×’之‘贰’是不及物动词，不能构成‘贰×’格式”，并用以批驳黄金贵先生文。而他所提到的宋玉珂先生文，即举有义为“背叛、背离某”的“贰某”句例：

道不过三代，法不贰后王。道过三代，谓之荡，法贰后王，谓之不雅。(荀子·王制)

笔者按，此类句尚多，聊举数例：

《礼记·坊记》：“以此坊民，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。”

《春秋经·襄公十六年》“齐侯伐我北鄙”杜预注：“齐贰晋故。”

《后汉书·隗嚣列传》：“虽怀介然之节，欲絜去就之分，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。”

《晋书·东海王越列传》：“疑朝臣贰已，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。”

明万历刊本《春秋左传详节句解》

而杨先生《再谈〈左传〉贰于×》文即以“这再一次证明了‘说有易，说无难’这句名言”结尾，说明真正理解“这句名言”亦难。轻易否定表叛离某的“贰×”格式之存在，也不能不影响杨先生正确理解“贰于×”之“贰”的性质及词义。

再次，杨先生论述有混乱处。他虽说“贰”是壹的反面，壹是“嫥壹也”，但他总是以“不一致”释“贰”，似乎“不专一”就是“不一致”。

窃以为，“不专一”强调的是“有异心、不忠诚，有叛逆之心”，而“不一致”则是强调“不同”（不一定相反），两者差别很大。二者的语词搭配关系亦不同。如人常说言行、步调、意见等“不一致”，绝不说言行、步调、意见等“不专一”。

杨先生却等而同之，说“任何一例‘贰于×’的语义都不是简单地‘对×不专一’，而是‘对×与原来不一致’”。这实际上是偷换概念：以“不一致”代替了“不专一”。这当然也影响杨先生得出合理的结论。

例如《襄公二十四年》：“夫诸侯之贿，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。若吾子赖之，则晋国贰。诸侯贰则晋国坏，晋国贰则子之家坏。”杜注：“贰，离也。”（杨文《左传“贰于×”及其它》引此句，两“晋”字误作“吾”，一“贰”字误作“坏”）

清光绪刊本《钦定春秋左传读本》

杨先生谓：

杜注为“离”，亦是“不壹”的一种灵活译法。沈玉成《左传译文》把这一段译为：“诸侯的财货聚集在国君家里，内部就不一致。如果您把这个作为利益，晋国的内部就不一致。诸侯的内部不一致，晋国就受到损害；晋国的内部不一致，您的家就受到损害。”更合原意。

依鄙见，沈译可商。“不一致”情况所在多有：少数人意见、看法与多数人有别，亦可谓“不一致”。何以如此可怕，导致“晋国坏、子之家坏”？杜注为“离”，才是正确的。此“离”即“离心离德、众叛亲离”之“离”，与“叛”义近。子产语意为：“诸侯的财货聚集在晋国国君那里，诸侯就会叛离晋国；如果您据为私有，晋国人就会叛离您。诸侯叛离，晋国就会垮台；晋国人叛离，您家就会垮台。”

又如 《昭公十三年》：“晋政多门，贰，偷之不暇，何暇讨？”杨先生又以“不能一致”释“贰”。杜预注：“贰，不壹。” 其实杜所谓“不壹”乃“不壹心”，仍是“离心离德”之义，绝非“不一致”。唯政出多门，离心离德，不能勠力壹心，故“偷之不暇”，更无暇讨伐他国。

杨先生说，他给“贰于×”句中的“贰”下的定义“与原来不一致”是一个“圆”的训诂，放在全部“贰于×”句中都能讲得通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

如“诸侯贰于晋”，杨谓即“诸侯对晋的态度与原来不一致”。“不一致”可以有程度不同之分，由衷心敬仰变为被动服从，也是前后不一致，却不能说是“贰于晋”。

“有二心于戎”即“内心对戎与原来不一样，意思是他心里向着楚国”（笔者按，后句意不知所谓），也讲不通：原来对戎很仇恨，现在稍有缓和，不那么仇恨了，但仍然不喜欢——这也是不一致，但绝非“有二心于戎”。如对“贰于×”中之“贰”这样理解、“贯通”下去，是全然背离《左传》文义的。

又次，杨先生在批评他人对“贰于×”之“贰”当作具体分析的主张时，屡次强调“词义的同一性”、“词义解释的同一性”，“‘贰于×’之‘贰’的词义是一贯的”。

当然，同类用例中，对同一词之释义不能忽此忽彼，随文释义亦不应远离其核心意义。但是，不能据此否认古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，不同的语言环境导致的同一词词义的差别。

试看《汉语大字典·贝部》“贰”条所列诸多义项：副、居次要地位的；辅佐，作助手；益，增加；数词，“二”的大写；再，重复；匹敌，比并；怀疑，不信任；不专一，有异心；离，离异；违背，背叛……等等，不少都在《左传》“贰”的用法中有所体现。

《左传集评》

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句，“贰”的词义亦有所不同。《大字典》的释义基本上是合理的、正确的，比较全面、准确地反映了“贰”的词义系统。其所列每一义项，都可以概括“贰”的一种意义、用法，涵盖相当多的例句。其它字头的释义类皆如此。当然不能说《大字典》也破坏了“词义的同一性”。

杨先生把《左传》中“贰”的用法分成四项，除上文我们所说的不确之处外，第四项“不专一”（杨先生理解为“不一致”），也显得过于概括，不足以涵盖其所列例句。

我们以为，还是《汉语大字典·贝部》“贰”条所列义项更为翔实、精密而适用。黄侃先生说“小学之训诂贵圆，经学之训诂贵专”，绝非是此非彼，而是强调各自之特点及重要性。

我们分析 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句之语义，正是在进行“贵专”之“经学之训诂”，不必要求对“贰”“有一个确诂”，否则就是“割裂了词义的同一性”。《汉语大字典》之释义姑不论，《经籍纂诂》、《故训汇纂》所列，不也都是“经学之训诂”吗？

杨先生说：

《左传》全部“贰与×”之“贰”就属于“不壹”的动词用法……但是，《左传》使用“贰于×”结构的句子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明显呈两种相反的语义…… “贰于×”结构在任何语境中其意义都是单一的，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所呈现出的两种相反语义，是语境（包括上下文、信息交流情景和其它相应的知识）提供的，由于“贰与×”表示“对×与原来不一致”，当语境提供的信息表明“贰”的主语原来与×无某种关系时，“贰与×”则表示改为对×有某种关系。

比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”语境意义表明作为兼语的“西鄙、北鄙”原属郑庄公，与“己”无关，“贰于己”即“对己与原来不一致”，自然是使西鄙、北鄙属自己。

相反，当语境提供的信息表明“贰”的主语原来与×有某种关系时，“贰与×”则改为对×无某种关系。

如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：“为归汶阳之田故，诸侯贰于晋”。语境意义表明主语“诸侯”与晋国是盟国，原来与晋一心，“贰于晋”则是改变原来的情况，对晋不一心。

《阮刻春秋左传注疏》

除以“不一致”偷换“不专一、不一心”的毛病以外，杨先生此段尚有其它可商之处：

（一）既说“‘贰于×’结构在任何语境中其意义都是单一的”，又说它“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所呈现出的两种相反语义”“是客观存在的”，似有自相矛盾之嫌。因“任何语境”与“不同的上下文”，在我们看来是一回事。

（二）杨先生判定“在任何语境中其意义都是单一的”的“贰于×”结构“在不同的上下文中”到底“呈现出”哪“两种相反语义”的方法，如上所述，须据“语境提供的信息”，确定“贰”的主语原来与×无或有某种关系，“‘贰与×’则改为对×有或无某种关系”，颇烦复费解。

以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“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”为例，在确认“‘贰与×’表示‘对×与原来不一致’”的大前提下，还要经过三个步骤：

1．明确小前提“语境意义表明作为兼语的‘西鄙、北鄙’原属郑庄公，与‘己’无关”；

2．推论“‘贰于己’即‘对己与原来不一致’”；

3．得出结论：“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”，“自然是使西鄙、北鄙属自己。”

要判定哪种“相反语义”，也先须认定“‘贰’的主语原来与×有某种关系”，再据“‘贰于己’即‘对己与原来不一致’”，再断定“‘贰与×’则改为对×无某种关系”。

杨先生这种判定“贰于×”结构语义的方法，理论上是否立得住，姑不论。是否略嫌迂曲繁琐呢？且“贰于×”语义明明是表示“叛逆”或“归属”，现在变成了“有无某种关系”，亦不甚合文义。

（三）杨先生分析“贰于×”结构，应用了“义场”理论。他“发现‘与原来相比’这个义场是固定在‘贰于×’结构里的”。他还说：

其实，这个“与原来（包括原来的意思、看法、举动等）相比”的义场，古人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，无法说明罢了。

如《左传·庄公十四年》“厉公入，遂杀傅瑕，使谓原繁曰：傅瑕贰……”杜注：“言有二心于己”。

《春秋左传诂》

而《左传·襄公五年》“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，晋人执之。士鲂如京师，言王叔之贰于戎也”。杜注：“王叔反，有二心于戎，失秦使之义（笔者按，“王叔反有二心于戎”似当作一读，“秦”当作“奉”），故晋执之”……而这相反的语义，杜预却用同样的格式来作注：“有二心于×”。意思是对×改变原来一心（遵从或仇恨）的情况，这说明杜预对“贰”字与“原来相比”的义场还是体会出来了，否则他也会对这两个用例提出疑问或者改换句式来作注。

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古人与今人“心有灵犀”，“所见略同”，这可能性不是没有。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，即杜预根本没“体会出来”“贰于×”有“‘与原来相比’的义场”，亦殊不料后人会对在他看来并不复杂的语句提出“义场”理论，并断定他如未“体会出”此“义场”理论，就一定会“提出疑问或者改换句式来作注”。

他可能只知道《左传》中“贰于×”有两种相反语义，“有二心于×”与“贰于×”意义、用法完全相同；“贰于×”中的“贰”即“有二心”。所以他常用“有二心”释“贰”，又常用“有二心于×” 释“贰于×”，这也是情理中事。

《春秋左传补疏  春秋左氏传补注》

而杨先生却谓“杜预对……义场还是体会出来了”，这有一厢情愿、强人从己之嫌。杜预虽不懂现代学者那些语言理论、术语；但他谙熟经籍，又去古未远，有极强的上古汉语语感，且学风朴实，注书简洁明快，决不会对他了然于胸的语言现象“提出疑问或者改换句式来作注”，或作佶屈迂回之曲解。

杜预在经学、传统语言学上的崇高地位，为历代学者所公认；无须后人无端赞誉他“看出来了”什么后人发现的新理论而只是苦于“无法说明”，以在其头上加上新的光环。窃以为，学术界中此风断不可长：如果轻易把未必高明之个人观点强加于古人，而古人即泉下有知，亦百口莫辩，那就难免既厚诬古人，又贻误来者了。

窃以为，用简单的词义引申原理、语义变体的观点，加以对介词“于”不同语法意义的分析即可解决的《左传》“贰于×”句语义问题，不必求之过深。滥用新的语言理论，反易弄巧成拙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“固知翠纶桂饵，反所以失鱼”之譬，对现代的语言研究者，恐亦颇有警示意义。

又及：杨先生谓“富文又认为《左传》‘贰于×’有A、B两类句子，‘有二心’释义适合A类句’”，并非鄙意，拙文中也并无“‘有二心’释义适合A类句”之文。

相反，拙文以为：“‘有二心’也有与‘贰于×’中的‘贰’类似的用法，即‘有二心于×’句也分A、B两类。”今按，“有二心”亦可说“怀二心”：《元史·王玉列传》：“仙遣人赍诰命诱玉妻，妻拒曰：‘妾岂可使夫怀二心于国家耶！’”（A类句）宋范处义《诗补传·国风·齐》：“是以文姜既归为鲁之夫人，又得以怀二心于齐也。”（B类句）

《春秋左传集解》

拙文结尾谓只发现一例“携贰于×”A类句，即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楚人犹竞，而申礼于敝邑；敝邑欲从执事，而惧为大尤，曰‘晋其谓我不共有礼’，是以不敢携贰于楚。”

今补充其B类句一例：清汪森《粤西文载·张任·十寨捷音叙功疏》：“振旅完归，遍听欢呼于士女；沿村抚辑，庶消携贰于凶顽。”则“贰于×、有（怀）二心于×、携贰于×”皆有A、B两类句，可谓为一种有趣之语言现象，亦可证“贰于×”之“贰”即“有（怀）二心”或“携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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